蔡伦造纸，这是千古流传、人尽皆知的历史掌故。但是，史志文献对蔡伦的身世及其生平事迹推介甚少，尤其是对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所记载的“蔡伦字敬仲，桂阳人也”这个结论，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思考，甚至连史学界也从来没有予以深切注意，更谈不上有过将实地考察与研读史料结合起来给出的定论，以至在一些史志甚至工具书中，把蔡伦的籍贯说得一无是处，随意地说成或是洛阳人，或是桂阴人，或是枣阳人，或是郴县人，更多的说法是耒阳人。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弄清蔡伦的籍贯问题，势必影响蔡伦这个历史传奇人物的历史真实性，乃至在国际上就“蔡伦发明造纸术”引起对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存疑。

    我从小在桂阳长大，记得1963年上初中时，第一次走进桂阳城。在古城的七里街，曾无数次从一处题有“蔡伦井”字样的牌坊前走过。那时候，桂阳城的牌坊很多，井也很多。少不更事，也就没有过多的留意。及后参加工作在县城，因业务关系，多次陪同外地来的记者、学者、摄影师们参观过这口名为“蔡伦井”的古井，但也没有什么话可说。及至到了旧城改造修城中路，腰斩七里街，有人不惜填没这口古井，我才写了点文章，力保这处古遗址。再后来，读了《耒阳市志》一篇题为《一场多余的争论——蔡伦籍贯再考》的文章，声称维修蔡伦井是桂阳人“硬要把逝世一千八百多年的蔡伦的籍贯改了”，“实在是别有用心”，才促使我决心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考证。

一、蔡伦的出生地是在桂阳绝对没有错，史籍记载蔡伦“桂阳人也”，指的是桂阳郡而不是当时的桂阳县。

我们现在能够考据到记载蔡伦生平事迹的史料，非常明确也较详细的是南朝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

《后汉书》说：“蔡伦字敬仲，桂阳人也。……以永末始给事宫掖。建初中，为小黄门。及和帝即位，转中常侍，豫参帷幄。伦有才学。……后加位尚方令。永元九年，监作秘剑及诸器械，莫不精工坚密，为后世法。……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渔网以为纸，元兴元年奏上之，……故天下咸称‘蔡侯纸’”。短短的几行字，就把何人、何地、何事、何果交待得清清楚楚。蔡伦“桂阳人也”。按说，蔡伦的籍贯问题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歧义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问题在于《后汉书》所说的“桂阳”，指的是东汉的桂阳郡，这是完全没有错的。也就是说，蔡伦是桂阳郡人，而不是当时的桂阳县人，也不是当时桂阳郡辖属下其他县的人。人们应该这样理解才是对的。按照古籍对人物传记的写作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：凡传主籍贯郡县同地而治者，只写郡不名县，如“张让者，颖川人也，”“茅容字季伟，陈留人也，”“苏耽者，桂阳人也。”“武府掾桂阳胡腾”等等；凡传主籍贯郡县不同治者，则既写郡又写县，如“郑众字子产，南阳隼人也，”“蔡邕字伯喈，陈留圉人也”；“成仙公（武丁）者，桂阳临武乌里人”，“谷朗字义先，桂阳耒阳人。”显然，“蔡伦字敬仲，桂阳人也”，属于前一种情况即郡县合一的模式，即蔡伦出生的地方，要么是郡县同城而治，要么是郡治直辖机构所处的地方。如果说蔡伦是当时的耒阳县人，那就应该写成“蔡伦字敬仲，桂阳耒阳人也”。然而，史书上并没有这样肯定。由此当知，蔡伦“桂阳郡耒阳县人也”，这是后人加上去的。当然，说蔡伦是当时的桂阳县人，这也不合道理。因为，从西汉至清末这两千多年间，“桂阳县”之名一直不是指的现在桂阳这个地方。蔡伦的出生地桂阳与民国前的桂阳县在概念上不能等同。

    史书记载，桂阳郡、桂阳县的命名，从前汉至今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其间，桂阳郡随着历史沿革的变迁，已经多次变换了称谓，如桂阳监、桂阳军、桂阳路、桂阳府、桂阳州。而作为桂阳县，名称没有变，但所处的地域却变更了三处。第一处用“桂阳”作县名是今天的广东省连州市。这是一个古县，与桂阳郡同时产生，建置于西汉初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桂阳郡，高帝置，莽曰南平。有金官，县十一，郴、临武、便、南平、耒阳、桂阳、阳山、曲江、含洭、浈阳、阴山。”在历史沿革论述中，历代史家都认定这个桂阳县即现在的广东连州。当然还有“便”，今永兴县、“南平”，今蓝山县，等等的认定。早在三国时，吴国孙皓置始兴郡，将古桂阳县从桂阳郡划出，归属始兴郡。隋大业改为西平郡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称：“唐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萧铣置连州。天宝元年（742）改为连山郡。”可见，汉代桂阳郡下的桂阳县与蔡伦的籍贯并无关连。因此，连州前的桂阳县无蔡伦的任何记载，蔡伦不是汉代桂阳县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    第二处以“桂阳”作县名的是今郴州市汝城县。《宋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桂阳郡，汉高帝立。属荆州。晋惠帝元康元年（291）度江州，领县六：郴、耒阳、南平、临武、汝城、晋宁。”汝城县之名最早见于此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中则称“义昌，晋分郴县置汝城、晋宁二县。陈废二县，立卢阳郡，领卢阳县。开元九年（721）废郡，以卢阳属郴州，天宝二年（743）改为义昌。”《宋史·地理志》又云：“桂阳县，中唐义昌县，后唐改郴义县。太平兴国（977-980）初又改（桂阳县）。”自宋、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元年（1911），汝城均称“桂阳县”。1913年，为避免与由桂阳直隶州而降为县的今桂阳县同名，复名汝城县。显然，从唐宋以后称为“桂阳县”的汝城去寻找东汉桂阳人蔡伦的踪迹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随着历史的变迁，朝代的更替，地名也不断地变化。现在，沿用两千多年而不变的“桂阳”之名，落在了现在的桂阳县上。那么，这个桂阳县又是怎么由桂阳郡演变而来？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的“南平、耒阳”以及“蔡伦桂阳耒阳人”之说，又是怎样的关系？下面，我们按照史书记载，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
二、蔡伦“耒阳人”之说也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。但蔡伦所处的耒阳，绝对不是现在的耒阳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》肯定蔡伦“桂阳人也”指的是“桂阳郡”，排除了其籍贯是古代桂阳县人即今连州、汝城人的疑点。那么，后来的史籍、文献为什么会出现把蔡伦说成是“郴县人”、“耒阳人”呢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一是要理清汉代桂阳郡的郡治所在地；二是要追溯耒阳的历史沿革变迁。

    关于郴县、耒阳的地理区位及沿革建置，在秦代还没有桂阳郡时就已经有舂陵、耒、郴三县的记载了。西汉承秦制，设桂阳郡，其中就有郴、耒二县，只不过耒县变成了耒阳县。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，郴与耒自古就是土地相连、唇齿相依、同等地位的区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桂阳郡，高帝置，莽曰南平。……有金官。……郴，耒山、耒水所出。西至湘南入（湖）[湘]。项羽所立义帝都此。莽曰宣风。临武，溱水东南至浈阳入汇，行七百里。莽曰大武。便，莽曰便屏。南平、耒阳，舂山舂水所出，北至酃入湖，过郡二，行七百八十里，莽曰南平亭……”。依照上文所述，郴中有耒水，南平（蓝山）、耒阳有舂水，对照现在的北湖区保和、鲁塘与桂阳太和、正和地理环境一衣带水、犬牙交错，可见古之郴县与耒阳是相邻相近而不像现在的郴州市与耒阳间隔了“便”（今永兴）。因为区位的关系，桂阳郡的郡治设郴县或耒阳都是比较合理的。所以，在西汉，桂阳郡的治所在郴县，这是毫无可争议的。

    但是，到了东汉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王莽新朝，桂阳郡改称南平郡，耒阳县降为南平亭。郴县改称宣风。郡治也随着郡名的更改而迁到了南平亭即耒阳县地。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东汉建立后，仍旧恢复桂阳郡建置，而郡治却保留了王莽朝的作法。于是，众多的史料文献都认定桂阳郡治在耒阳，南北朝宋盛弘之的《荆州记》、唐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，明万历《衡州府志》、《万历郴州志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、《湖南通志》，等等，《耒阳县志》就更不用说了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后汉（桂阳）郡理耒阳，寻还郴，此后汉初治所也。”既然如此，蔡伦是东汉桂阳郡人，那么就等同于耒阳县人。依此说，蔡伦是“耒阳人”也就不算是空穴来风了。

    而真正能够佐证蔡伦是“耒阳人”的依据，恐怕要数庾仲雍的《湘州记》。《湘州记》是我国古代较早的地记著作，南宋时亡佚。史学界认为，作者庾仲雍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，熟悉江汉水道地理，当长期在湖北、湖南地区生活。《湘州记》为殷荟《小说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多所引用。据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章怀太子注称：“《湘州记》曰：‘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’，宅西有一石臼，云是伦舂纸臼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早在晋代的史料中，蔡伦的故宅就已标明在“耒阳县北”，蔡伦的籍贯还有什么疑问呢？恐怕没有人不会认为蔡伦不是耒阳人，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许许多多著名的史学家们，在没有到过实地考证的情况下，对这一说法都不会有所怀疑。而我之所以坚决认为，蔡伦是桂阳人而不是耒阳人，那是从耒阳的历史沿革上得出的结论。蔡伦所处的是汉、晋朝代的耒阳县，不是唐代以后的耒阳县。如同连州前的桂阳县和汝城前的桂阳县一样，尽管县名相同但地域却不同了。

    据史料考证，历史上也曾经有两个地方叫耒阳县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我在这里姑且把它们称作前耒阳县和后耒阳县。所谓前耒阳县，我的意思是指沿袭秦代的耒县所设的东汉以前的耒阳县。在秦代，桂阳郡还没有设置，这一地理区域只有舂陵、耒、郴三县。这三县各自的地域之广，可想而知。以郴县作比，就包括了后来的宜章、资兴、汝城、桂东。在西汉初，这三个县的幅员涵盖了整个桂阳郡，及后又衍生了零陵郡、湘东郡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耒县或汉代的耒阳县幅员辽阔，而且区位处在舂陵、郴县中间。耒县的得名缘于上古“神农作耒”的传说，在桂阳郡属县内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南平、耒阳，舂山舂水所出，过郡二，行七百八十里。”可以想见，舂陵江流域基本都在耒阳的范围内。耒阳县的边界一直连接到酃县，也就是与后来的衡阳毗邻了。王莽朝改桂阳郡为南平郡，并且郡治于南平亭（耒阳），所看重的也是耒阳的区位优势。

考据耒阳县的沿革，众多的史料都是这样记载：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）置耒县；

西汉高祖五年（前202），分长沙郡北境置长沙国，南境为桂阳郡，改耒县为耒阳县，隶桂阳郡；

王莽新朝天凤元年（14），改耒阳县为南平亭，隶南平郡（桂阳郡改）；

东汉建武年间（25-56），废南平亭，复耒阳为县，隶桂阳郡，属荆州刺史部；

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（208），赤壁之战后。刘备南征武陵、零陵、桂阳、长沙四郡，次年领荆州牧；建安十六年，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，督桂阳等郡，耒阳隶属刘备治下的桂阳郡；建安二十年（215），刘备、孙权争荆州，以湘水为界，东部的江夏、长沙、桂阳三郡归孙权，西部的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三郡归刘备。耒阳改属孙权属下的桂阳郡；

三国期，吴孙亮太平二年（257），析耒阳为四县：舂陵水以西之地置新平、新宁（今常宁）二县，舂水以东、耒水以西之地置梨阳县。新平、新宁、梨阳三县隶湘东郡，耒阳县隶桂阳郡。前耒阳县与后耒阳县分治自此始。

西晋武帝太康年间（280-289），梨阳县改名利阳县。耒阳与利阳交界，前者隶桂阳郡，后者隶湘东郡；

南北朝时，南朝宋、齐至梁天正元年（420-551），耒阳隶桂阳郡，属湘州。梁元帝时（552-554），迁利阳县治于鳌山口（一作鹜山口，今大陂市），隶湘东郡；陈未变；

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平陈，利阳更名洡阴县（也作耒阴县），县治仍在鳌山口，隶衡山郡（湘东郡改），属荆州；桂阳郡改郴州；

隋炀帝时，洡阴县属衡州（衡山郡改），郴州复名桂阳郡。隋恭帝时，桂阳郡人曹武彻称帝，建元“通圣”。二年，萧铣据湖南，分郴南昌义章，郴西置平阳县。耒阳县之名在桂阳郡（郴州）属下消失。

唐武德四年（621），洡阴县复名耒阳县，治所由鳌山口迁今耒阳，始筑城，隶衡州。桂阳郡复改郴州，省平阳县入郴。

至此，由前耒阳县划分出去，先后以梨阳、利阳、洡阴为名的县成了后耒阳县，一直延续至今。早在耒阳一分为四县的时候，古耒阳与今耒阳的郡属也早已分开了。一为桂阳郡，一为湘东郡。蔡伦所处的那个年代的桂阳郡耒阳县，至洡阴改名耒阳的唐武德四年，理应更换新的名称，这是设置地名的基本原则。而此时，蔡伦已经长眠于地下500年！此一时，彼一时；此一地，彼一地，唐代以后的耒阳又岂能与东汉的耒阳相提并论呢？唐武德四年，即公元621年，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。就在这一年，由梨阳改名利阳再改名洡阴的县城复名耒阳。这也是今耒阳市得名并营造土城的起始年。还是在这一年，萧铣立原桂阳郡的桂阳县置连州。而在此前四年的隋大业十三年（617），萧铣“置平阳县”，始筑平阳城即今桂阳城。历史的变迁就这样翻来覆去。地名可以随意更改、重复，但时间和空间不可以更改、重复。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也不可能随地名的改变而改变。

如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东汉，耒阳确实曾是桂阳郡治的所在地。耒阳是一个大县，现在的桂阳、嘉禾、常宁、耒阳（耒水以西）直至衡阳边界都属耒阳县。所以说，误以为蔡伦是耒阳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但是，自从桂阳郡与湘东郡分治之后，耒阳归属桂阳郡，其地域已大大缩小，蔡伦与唐代以后的耒阳已经搭不上边。如果硬说蔡伦是耒阳人，那是自作聪明，实则糊涂，别有用心。充其量是“套牌”而已。一张旧船票不可能登上新的客船，这个道理人人心知肚明。

三、汉代的耒阳是现在的桂阳。《水经注》疏解耒水的错误是引起后世对蔡伦籍贯理解的错误的根源。

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沿革，以及地名的由来和演变，无不借助于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的著述和研究成果，为后人所关注，也为后世所遵从。成书于东汉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在记述郴县和南平、耒阳的地理方位的指出：“桂阳郡，莽曰南平。郴，耒山耒水所出，”“南平、耒阳，舂山舂水所出，北至酃入湖，过郡二，行七百八十里，莽曰南平亭。”稍后，我国古代一部关于水道的著述《水经》也称：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。……又西北过耒阳县之东。又北过酃县东。”显然，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汉代的耒阳应该指的是现在的桂阳这一区位。舂山舂水出桂阳，古代如此，现在仍然如此。

然而，人们为什么会把汉代的耒阳版图转移到今天的耒阳，进而改动蔡伦的籍贯呢？我认为，除了前面提到的自三国吴孙亮期将耒阳县一分为四，耒阳的历史沿革发生了变化，人们对地名的演变这一过程并不知情外，在很大程度上，缘于北魏郦道元的著作《水经注》有关耒水的疏解。人们片面地把《水经注》中有关耒水的注解当作经典，却忽视了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及《水经》原著中关于耒水的记载。因此，要解开蔡伦籍贯的迷团，还得要认真分析一下《水经注》有关耒水的记述。《水经注》关于耒水疏解的错误是后世对蔡伦籍贯理解错误的根源。

    《水经注》是北朝北魏人郦道元作的。我国近代史坛大师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评价《水经注》：“这一地理巨著，可谓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可少的著作。从此书之中，可以画出许多地理图来。郦道元，由于是北朝北魏人，没有到过南方，所以，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。而若干有关我国南方的地理资料，就有些不太准确。”关于耒水的注解恰巧正是这样。

    《水经注》在注解《水经》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”句时，开篇就曲解了《水经》的原意，把耒水的源头来了个指东道西：

    “耒水发源出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，西北流迳其县北，……又西北迳晋宁县北，又西，左合清溪水口，水出县东黄皮山，西南流历县南，又西北注于耒水。汝城县在郡东三百余里，山又在县东，耒水无出南山理也。”

    用肯定的语气曲解《水经》的本意，这是导致把汉代耒阳地理错位的原因之一。客观上，耒水的主要源流有两条，一是东江，一是西水。按照《地理志》和《水经》所指的耒水，应该是西水。东江的源流出桂东县北境万洋山，流经汝城、资兴、永兴等县。桂东至汝城一段称浙水，汝城至资兴黄草段称北水，黄草至鲤鱼江段称东江，鲤鱼江至苏仙区（郴县）一段称翠江，永兴境内一段称便江，便江至湘阴渡与西水合流，下游才统称耒水。西水发源于郴县西南的骑田岭。骑田岭属五岭之一，秦代称阳山，它的名气远比万洋山要大，“神农作耒耜于郴”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。西水虽然比东江流程短，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肯定要比东江早。《水经》和《地理志》的成书时间先于《水经注》，都早于三国时期。当汝城县名出现（晋元康元年，公元291年）的时候，也正是从古耒阳划出梨阳（吴太平二年，公元257年）、梨阳改利阳（晋太康年间，公元280-289年）的时候。《水经》说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”的时候，还没有汝城县。《水经注》硬要说：“耒水发源出”“在（桂阳）郡东三百余里”的“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”，显然是毫无道理，不足为据。

    据史家研究，《水经注》有关华南水系的注解，大量采用了庾仲雍的《湘州记》和盛弘之的《荆州记》。由于没有到过南方，郦道元对耒水的注解大多是指东道西。在耒水“又北过其县之西”的大段的记述中，几乎没有东江出汝城、晋宁溪流的影子，大量的是骑田岭北麓郴江河这一带水系的记载，根本就没有把西水当作耒水上游的一条河写进去。因此，所谓“耒水又西迳华山之阴，亦曰华石山，孤峰特耸，枕带双流，东则黄溪、耒水之交会也。耒水东流沿注，不得过其县西也，”又一次错误地注解了《水经》的耒水。实际上，文中的“华山之阴，亦曰华石山”，今天称东华山，是西水河流出古耒阳也即今桂阳进入郴县后，经郴县（今苏仙区）栖风渡，再进入永兴县河段的地方。此后，西水流经湘阴渡，与东江、便江汇流，便成了今天的耒水。在《地理志》和《水经》作者的眼里，西水河才是耒水的真正源头。所以，今天，我们探讨蔡伦籍贯问题的时候，绝对应该把古耒阳与今耒阳要区别开来。否则，就时空错位了。

关于耒阳，《水经注》是这样记述的：

    耒阳，旧县也。盖因水以制名。王莽更名南平亭。东傍耒水。水东肥南，有郡故城。县有溪水，东出侯计山，其水清澈，冬温夏冷。西流，谓之肥川。川之北有卢塘。塘池八顷，其深不测。有大鱼，常至五月，辄一奋跃，水涌数丈，波襄四陆，细鱼奔迸，随水登岸，不可胜计。又云：大鱼将欲鼓作，诸鱼皆浮聚。水侧注，西北迳蔡洲，洲西，即蔡伦故宅。傍有蔡子池。伦，汉黄门，顺帝之世，捣故鱼网为纸，用代简素，自其始也。

    这段话，是人们把蔡伦看作耒阳人的最重要的依据。不容否认，在现代人的眼光里，桂阳是不靠近耒水的，而耒阳是确实东傍耒水。然而，《水经注》虽然注解失误，但它毕竟是一部古代的地理名著。只要联系《地理志》和《水经》，追根溯源，把时空推到历史的汉代，《水经注》恰巧在客观上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汉代的耒阳就是现在的桂阳，西水才是耒水源头的地理图象，为“蔡伦字敬仲，桂阳人也”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    从现实来看，西水起源于郴县（今北湖区）南溪乡，即郴县的仰天湖。这里是郴县与桂阳（古耒阳）犬牙交错的交界之地。西水起源不远，即进入桂阳的清和乡地界，往北流又进入郴县的鲁塘，继而又折向桂阳的清和。水流在两县交界的山间穿行，忽而郴县，忽而桂阳，难分彼此。为此，《地理志》“郴，耒山耒水所出”、《水经》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”的根据就这样来的。这两处记载的关键字是“所出”。所谓“出”，指的是源头地界，而不是迳流地域。因此，《水经注》便说：“耒阳，旧县也，盖因水以制名”，也就是说，耒阳是处在耒水的源头区位才得名的。大家知道，大凡古籍，古人在记述事物时是非常讲究文法、字法的。无论是“所出”、“出”，还是“盖因水以制名”，都非常明白地标明了古耒阳的地理位置是处在耒水的上游，古耒阳县城的遗址，应该就是现在的桂阳城南，东靠西水河的这一块。

    当然，由于历史的变迁，耒阳地名的演变，古耒阳县城的遗址早已湮没。根据“东傍耒水，水东肥南，有郡故城”的提示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古耒阳县与桂阳郡并不同城而治。古耒阳县城就在今称作上雷、下雷的地方，“耒”与“雷”同音不同声调，这是地方方言造成的结果。而桂阳郡故城，应在西水河东岸现在叫新寨这个地方。《同治桂阳直隶州志》载：西水又称湖屯水，新寨古称湖屯市，“湖屯”与“胡腾”谐音所致。胡腾是《后汉书》上有记载的桂阳人，与蔡伦既同时代又是同乡，官至尚书。后人用胡腾的名字来标示桂阳郡城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我无能力去考古，拿不出真凭实据，只能是推测。但不论怎样，《水经注》记载的“耒阳……县有溪水”以下这段文字，完全是现在桂阳城的客观存在。所谓“县有溪水”就是自北而南流贯桂阳城的井泉溪流。高码头、廻水街，弯拱桥（当然这是萧铣筑平阳城后才有的）等等这些地名沿溪而下都还在。侯计山，就是桂阳土话称诸葛庵（诸葛墩）的小山坡。溪水流过这里迳牛巷口，即转向西南与西水合流。桂阳城的地势为北高南低，最北端俗称“八字塘”，就是“川之北有卢塘，塘池八顷”演变而来。卢塘后来称为龙潭，是古代桂阳城里人五月端午节赛龙舟的地方。可以想见一千多年前，这条溪水流量之丰沛。《湘州记》所述“耒阳县北有蔡伦故宅”，正是今天桂阳城南溪旁今蔡伦井所处的位置。为了考证《水经注》相关耒阳的描述，我曾几次去过耒阳市，也反复用地图对照了位于今耒阳市的新市、鳌山口（大陂）、上堡街几处所谓耒阳老县城遗址，但无一处可以与《水经注》里描述的对得上号。因此，现在的桂阳才是汉代的耒阳。汉代的耒阳并不等同现在的耒阳。以《水经注》的疏解推论蔡伦是桂阳郡属下今耒阳县人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
四、蔡伦桂阳人的溯源述流

    《水经注》关于耒水源流的注解，其错在于不细研史文，没有详细实地查勘地理位置。本来，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南平、耒阳，舂山舂水所出”的记述，就很值得对南平、耒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作一番深入认真的研究和思考，王莽为什么要把桂阳郡改成南平郡，把耒阳改成南平亭？这里面已经表明，南平与耒阳是处在地界相连、山水相依、区位相当的地方。不知什么原因，《水经注》对舂水也就是钟水却叙述得非常简单，而且在“又北过魏宁县之东”后，抛出一句“桂水无出县东理。盖县邑流移，今古不同故也。”看来，郦道元是早就明白，因为历史变迁，县城迁移，古今地点不同，事物是会变化的。

    尽管主观的县城、县名可以搬迁和改动，但客观的历史地理存在是不能更改的。在《水经注》之前，自庾仲雍的《湘州记》“耒阳县北有蔡伦故宅”；南北朝盛弘之的《荆州记》“枣（耒）阳县百步许有蔡伦宅……其旁有池，名蔡子池”；至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耒阳县……汉属桂阳郡……后汉蔡伦即此县人，有宅基在县西一里”；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“蔡伦宅在耒西南一里。后汉小黄门蔡伦，桂阳人也。今有蔡子池，又有鱼池，并捣网为纸，石臼存焉。”直到清同治王闿运《桂阳直隶州志》“今州南门有蔡伦井，传云伦故居也”，史志典籍中像这样的记载，都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问题：蔡伦的故宅不在耒阳县城中，是在距耒阳县城不远的地方，他不能算是耒阳人。而耒阳县城又紧紧地和桂阳郡城毗邻。从地域上说，蔡伦算是耒阳人也说得过去。但从行政机构管理上，蔡伦终究还是桂阳人。范晔记述的“蔡伦……桂阳人也。”完全没有错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是南朝人。生于公元398年，逝于公元445年。范晔与蔡伦相距年代并不久远。范晔编写《后汉书》的史料，多取于此前十八家后汉史书，有的是直接取于东汉的《东观汉记》，这就保证了《后汉书》的可信度。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者，范晔不可能出现将传主的籍贯写错这种最低级的错误。更何况《东观汉记》的主编，前期是由蔡伦担任的。蔡伦在填写自己的档案材料时，也不会分不清自己是桂阳郡人还是耒阳县人吧！

    桂阳郡的建置沿革问题向来比较复杂，尤其是郡治所在地的问题，争议颇多。在西汉初设郡时，有金官，郡治在郴县，那是因为“项羽所立义帝都此”。王莽篡政建立新朝后，将郴县改为宣风亭，桂阳郡改为南平郡，耒阳改为南平亭，无疑，郡治也就迁到了耒阳。东汉沿袭旧制，又恢复了桂阳郡之名，郡治却没有迁徙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东汉建武二年卫飒迁桂阳太守。……修庠序之教，设婚姻之礼。……又耒阳县（山）[出]铁石，……乃上起铁官，罢斥私铸，岁所增入五百余万。”这处出铁石、起铁官的耒阳县山，应当就是现今的宝山矿区。作为一个郡属的铁官特区，蔡伦的籍贯归属桂阳郡而不属耒阳县，这在情理之中。如同现在桂阳境内黄沙坪、宝山两个大型企业，从开办以来就不隶属桂阳管辖，但生产、生活却在桂阳县内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和帝时，许荆“迁桂阳太守，……尝行春到耒阳县，……桂阳人为立庙树碑。”可见桂阳郡治在耒阳。《万历郴州志·沿革》也载：“郴，东汉同旧经，云建武中徙治于耒阳，今县西犹有故城，寻还郴”，从地理方位上明白说出了耒阳是在“郴”的西面而且有郡故城。这与《水经注》关于耒阳的描述相吻合。

    然而，东汉的桂阳郡治在耒阳即现在的桂阳，有人并不这样认为，问题就出在郴“县西”、“郴西地”的理解。为维护桂阳郡治在郴县的地位，达到否定桂阳郡治从来没有在今桂阳设置过的目的，一些史学者罔顾地理方位，置唐代以后的耒阳处在郴之北的事实于不顾，一味地强调今耒阳就是东汉的耒阳。对《万历郴州志》“郴……今县西犹有故城”的“西”却视而不见，论而不究。及后，又以“郴西地”一词否定了汉晋耒阳县属桂阳郡居郴县西部的存在。由于时空的错位，使得蔡伦的籍贯也跟着错位。

    在经历三国、魏晋南北朝后，至隋，桂阳郡的名称基本没有改，耒阳隶属于桂阳郡的关系也没有改变。然而，在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明《衡州府志》、清同治《桂阳直隶志》均不认可的情况下，由于某些史料冒出“东晋建武元年（317），陶侃析郴西地置平阳县、平阳郡”后，耒阳在桂阳郡的地理区位的存在便被忽视，甚至省略了。我查阅了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，尽管在穆帝时有“又分零陵立营阳郡，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立为义阳郡，……及江洲之桂阳”属湘州的提法，但绝没有什么“郴西地”平阳郡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桂阳郡，汉置，统县六：郴、耒阳、便、临武、晋宁、南平。”“湘东郡，吴置，统县七：酃、茶陵、临烝、利阳、阴山、新平、新宁”。可见，晋承汉制，耒阳仍在桂阳郡的统属之下，未迁徙也未更名。而三国吴太平年间从耒阳划出去的利阳（今耒阳）、新平、新宁（今常宁）却名列湘东郡之中。我在前文曾提到过耒阳与利阳、新平、新宁四县地理区划问题。耒阳在当时处在舂陵江上游即今桂阳之地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直到晋、隋之朝都没有改变。

    到了隋大业十三年（617），萧铣置平阳县，隶桂阳郡，始筑桂阳新城。这时候，有史料称耒阳为相国治，直到唐武德四年（621），耒阴县改名耒阳县，从鳌山口迁至今耒阳市，隶衡州。从此，桂阳郡属下再没有耒阳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郴州、平阳。平阳顶替了耒阳的名份。至唐代，沿袭汉代的金官、铁官机构，因为“耒阳县山出铁石”，桂阳郡地成了桂阳监。桂阳监初始不是行政机构，相当于现代的企业单位，唐末宋初后升级并领县。南宋后，桂阳监升军、升路、升府，直到清末为直隶州。因此，清康熙《桂阳州志》关于称蔡伦遗存于桂阳的信息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蔡泉，州治西南蔡伦造纸处，故名。有石盆刻蔡伦置，可验。”与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中的记载相吻合。清康乾期间桂阳蔡姓编撰的《蔡氏宗谱序》称：“余始祖大汉受封龙亭侯讳伦字敬仲，住桂阳城南，厥后子孙分散各省，其住城者只守蔡伦井上一带铺基旧址纸槽而已。”清同治《桂阳直隶州志》除州祀记述中有蔡侯祠外，还有“今州南门有蔡伦井，传云伦故居也。其井深不可测，下有隧道，石甃曲折，旁多刻识，顷遣井工，转斛涸泉，将拓其字。工入数十丈，言石砌可穷，而泉源难竭。从上开通，碍于民居，竟不果入”的勘察实录。至今，蔡伦井一带，人们都称之为“蔡子坪”。蔡子坪，蔡侯祠遗址处，与桂阳城以南一带平川沃野人称“上雷（耒）、下雷（耒）”遥遥相对，正符合“耒阳县北有蔡伦故宅”的地理环境方位。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，从耒县、桂阳郡、耒阳县、湘东郡、梨阳县、利阳县、耒阴县、桂阳郡、平阳县、桂阳监、桂阳军、桂阳路、桂阳府、桂阳州、桂阳县，一直到衡州、衡阳市、郴州市，多少风云变幻，多少行政区划地名人名演变，多少地形地貌被改变，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了。曾经存在过的被毁弃，曾经没有的却重新立起。现在，只有蔡伦井的泉水还没有改变，桂阳城自北向南折而向西流淌汇入西水的溪流也还在流着，无可辩驳地证明，蔡伦的故居就在这里！